【湘达原创】刑辩路上的些许办案思考

时间:2019年11月29日    作者:李田方

  前不久,我收到一个缓刑判决,在出法院那一刹,内心才得以释怀。

  记得两个月前,我刚介入此案时,案件情况相当糟糕,家属出于不满才解雇了之前的律师,这种情况于我而言,压力确实特别大。获取信任实则不易,从及时申请调查取证、争取立功情节,到每次辩护沟通,都是据理力争,甚至不惜和公诉人黑脸。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法院采纳了我的意见,给了当事人一个满意的结果!

  接触了那么多的刑事案件后,我常常会思考:“当你的当事人身陷囹圄时,你该如何最大程度维护当事人应有的权益?”因为对于法律人来说,你办的不仅仅是案子,更是别人的人生!

  对此,办案之余,本人又进行了一些冷静的思索,不敢以专业自居,仅就刑事辩护中遇到的问题结合实践,贡献一得之愚。

1、抓准最优辩护策略

  刑事辩护的成功,标志之一在于是否找到最合适的辩护策略,也许这种策略并不一定就是最有利的,但对当事人来说,有可能就是最优的,律师就是要循序渐进,不断思考辩护形态。当然,挖掘案件的辩点,形成有利的辩护策略,可能就需要做到这几点:

  一是对案件要有最基本的预判,清楚每个阶段最好、最坏结果,做到胸中有丘壑;

  二是熟悉刑事程序法和证据法规则;

  三是要发散、创新性地看待自己的辩护策略,因为每个阶段都是新的开始;

  四是要主动保持辩护沟通的习惯,这可能会极大减少案件代理的阻力。

  具备这些,虽不能保百战不殆,但也可过五关斩六将。

    笔者推荐:臧德胜法官著写的《法官视角的成功辩护之道:有效辩护三步法》。

  该书在辩点和辩护策略上体系思考值得借鉴,可以让自己的辩护更有系统性和逻辑性

2、重视预防性辩护

  何谓预防性辩护,我的观点是,辩护人察觉办案侦查方向和目的可能发生明显变化,所进行的事前防御辩护,以防止案件结果走向更加不利的境地。

  之前,本人曾办理过一起长沙市某公司员工诈骗案,采用的就是上述辩护策略。当事人家属是在批捕期间才联系到本人,经沟通,办案单位起初只是定性为普通诈骗,后侦查转向,想往当下严打的套路贷诈骗上靠,而且还有可能涉黑涉恶。思索再三,在公、检未达成共识以前,我主动向检察机关递交了数十个类似诈骗的案例,并将检察机关意见反馈至侦查机关,表明套路贷诈骗和普通诈骗的区别性。最后,案件仍定性为普通诈骗,当事人也没有因此被检察机关批捕。

3、捉获经过之猫腻

  《抓获经过》一般放在侦查程序卷材料当中,有些辩护人可能不大重视,但对法官来讲,这应该算是一份重要的证据,必须仔细审查,否则就无法作出准确、适当的判决。在我看来,到案经过往往会涉及有无自首、有无立功、有无坦白以及有无特情引诱的问题(如毒品案)等等。

  实践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抓获经过》材料是不合格的,常见问题无非以下几种:

  一是以民警个人名义出具,没有侦破单位的公章,有的是巡警,有的是辅警,有的就是一个民警签名,有的是两个民警签名。从刑事证据角度说来,仅有个人签名的《抓获经过》属于证人证言,证人不到庭接受质证,可以不予采信。

  二是《抓获经过》表述过于笼统、含糊其词。例如:我派出所民警“根据线索”在某某地点抓获犯罪嫌疑人某某。“根据线索”是根据什么线索?线索是怎么来的?是线人举报、群众举报、技术侦查手段获悉?还是同案犯供述?如果不刨根问底,这样的到案经过只有侦查机关自己才看得懂,辩护人是可以直接要求补充说明的。

  三是在团伙犯罪中,部分嫌疑人主动交代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存在坦白或自首,但《抓获经过》中没有写明,这其实是很不公平的,个中问题,值得辩护人思考。

4、保持阅卷习惯

  阅卷,无关案件大小、证据材料多寡,它应该是辩护人自有的习惯。阅卷之重,不言而喻,这既是辩护准备的关键阶段,也是了解控方证据体系、挖掘辩点、形成辩护策略的有效来源。

  本人认为,将案卷材料浓缩,分门别类,形成阅卷笔录,会让庭审辩护之路事半功倍。执业伊始,我也没有做阅卷笔录的习惯,难免在庭上摸不着头脑,后面的改变,并长此坚持,这得益于我的“刑事”师傅。他的阅卷笔录,总是力求细致、专业,且持之以恒,每每看他的辩护,都是成竹在胸。

5、 “另案处理”别有洞天

  实践当中,特别是涉及共同犯罪案件,起诉书经常出现“另案处理”的字眼。

  2018年,本人承办一起入户抢劫案,同案犯原有6人,其中三人是被另案处理,嫌疑人自己都不知情。介入后,经仔细询问,是检察机关没有批捕,并且都被作了相对不起诉。

  我认为,在有些团伙作案中,本就重言词证据,而且嫌疑人的供述经常会出现反复和矛盾,分开处理的方式不仅会导致另案处理的嫌疑人无法与其他嫌疑人一同正常移送,也让庭审变得扑朔迷离。辩护人发问,是欲问而不能,辩护成了“喊口号”,不得不说,这应该要引起辩护律师的高度关注。换句话说,这种“另案处理”方式,至少也应该是证据辩护和量刑辩护的重要考虑情形。

 6、现场勘验瑕疵

  实践中,现场勘验都是人为取证,很容易“藏污纳垢”。为保证勘验的客观性,按照法定程序,应当邀请两名与案件无利害关系的公民作见证人,但侦查办案中,很多案件只有勘验人员,而没有见证人,像这种程序性瑕疵,就应该直接对该勘验活动的客观性以及鉴定结果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另外,如碰到参加勘查检验的人员没有签名或者代签名的,该否定的要及时否定,该要求作补充说明的,也要及时提出。否则,这些勘验证据就成了无源之水,到底该不该认定,确实值得我们好好“辩护”。

7、细究毒品鉴定

  鉴定结论属于书证,实践中比较常见,尤其是毒品类案件,总是会有毒品成分鉴定和含量鉴定。司法办案中,侦查机关缴获多块或多包毒品时,往往因为不够细致,仅对其中部分、甚至是少部分进行取样。本人认为,对于缴获的多块或多包毒品,均应进行取样鉴定,以达到合理排除疑点的目的。

   关于毒品含量鉴定,更是少之又少,毕竟侦查人员对含量鉴定都有抵触情绪,这也实属正常,理由是《刑法》第357条第二款规定:“毒品的数量以查证属实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计算,不以纯度折算。”我们也明白法律之要义,并非刻意寻事,只是觉得毒品犯罪不同于其他类型犯罪,辩护自然须谨慎,毒品价格明显偏低或毒品的数量巨大的,就应当做含量鉴定。毕竟毒品犯罪判罚力度太大,动辄就是10年以上有期、无期或死刑,如果不引起重视,真有可能造成罪与刑不相适应的后果。

8、前科再考量

   前科问题,本人也是通过自己承办的案件,才去细究,有两点值得关注:

   第一是前科是特指刑事犯罪记录,不含行政处罚记录,实践中,包括司法机关在内,都会把行政处罚记录当作前科劣迹。其实不然,行政处罚只是一般性违法,并非刑事犯罪,不是当事人量刑考量标准,刑事前科才属于量刑轻重的考虑范畴。

   第二,办案人员对于嫌疑人前科材料中的裁判文书搜集一般都比较重视,但对于被释放的材料搜集往往都会忽视,不少案件中,只有判决材料,没有释放材料。一般来说,被告人在服刑期间,往往存在减刑情况,导致实际被释放的日期与当初判决书上的刑罚终止日期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判定被告人是否系累犯,应以实际释放的日期为准进行计算,如果忽视,这可能造成认定不准的恶果。

   因此,辩护人在看到有认定累犯的前科证据时,尤其要特别注意。

9、再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新刑诉法修改之后,本人重新研读了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关的条文,多达13项。2019年10月24日,两高三部又联合印发《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简而言之,这项制度改变了传统诉辩对抗的局面,以协商方式带来程序优惠和量刑优惠。在研究该制度时,发现有几个问题值得审视。

   第一,关于认罪认罚案件,也要坚持证据裁判原则,不能因认罪而降低证据要求和证明标准。在我看来,对嫌疑人表示认罪认罚后证据仍不能形成完整体系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不能依赖于当事人的口供定案,也不能依赖孤证定案,避免无辜者因认罪而被定罪。

   第二,认罪认罚应纳入到社会危险性评估当中。《指导意见》的颁布,标志着检察院决定逮捕与否以及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都会将认罪认罚作为一个独立情节,来评价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因此,对于罪行较轻的案件,辩护人应努力为嫌疑人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

    第三,《指导意见》的出台,预示今后的认罪认罚案件可以扩大相对不起诉的适用率,罪行较轻的,可以积极作为,这给辩护人留了很大的辩护空间。

    第四,对于认罪认罚案件,辩护人要主动提出量刑建议,认为明显不当的,要主动告知,避免法院成为量刑建议的“橡皮图章”。记得我在办理一起团伙盗窃案时,利用的也就是这点,争取量刑上的主动。

10、书写和刑事辩护

   刑事案件证据繁多,错综复杂,在你没有付诸笔端的时候,思路往往是模糊的、封闭的,因此,成功的刑事辩护更考验法律人的书面性准备。

   阅卷笔录的重要性,前面已经赘述,不再重复。实践中,庭审都是匆忙带过的,故辩护人须精心准备质证意见和发问提纲,这不仅仅是对证据材料的重新组织,当参加法庭调查时,也能做到有的放矢。

   当然,庭审文书的重中之重,就是自己的辩护词了。古语有云,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庭审辩护词也一样,绝不是无中生有,自编自写,它来源于庭前诸多书面准备,包括但不限于我们的阅卷笔录、质证意见、发问提纲等内容。

   之前有听同行谈起,说:“辩护词不重要,法官甚至都不得看。”但司法实践中,律师的辩护词是法院完成刑事判决必不可少的文件,与起诉书、庭审笔录的重要性等同。本人很少当庭提交辩护词,毕竟庭审辩护总是有局限性的,庭后递送附案例的辩护词也许是有效辩护过程中最重要的沟通机会。因此,辩护人要敢于扮演“法官助手”或“法官顾问”的角色,帮助他们收集经典案例,一旦获得法官“欣然接受”,有效辩护也就水到渠成。

   

   以上思考,源于办案点滴,亦系笔者经验浅谈。

   或许,不是每一次辩护都能尽如人意,但我们应该做到无愧于心。在冰冷的卷宗背后,有着许多受伤的心灵,我们无法让其愈合,但我们能做的是:坚守法律人的底线,重视每处细节,使当事人的权利得到充分尊重,展现法律人应有的暖色。


作者简介——李田方

   李田方律师,湖南平江人,法学学士,中南大学MBA,湖南湘达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刑事业务部副主任。

   他代理案件过百起,办案视野开阔、务实灵活、思维严谨、作风沉稳,擅长刑事辩护和处理公司法和商事诉讼、土地工程等复杂法律事务,主办案件曾被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官刊《人民之友》多次收录、刊登,两次被评为年度优稿。

   他从业以来,着重关注客户资源整合力和差异性,现受聘为多家国企、民企法律顾问,专业水平和服务意识深受客户好评。

  李田方律师承办的部分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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