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破产理念,破解执行难题 ——以公司法人作为被执行人角度切入

时间:2017年11月16日    作者:邓新萍律师

 公司法人作为最重要的市场主体,是市场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社会生产和流通的直接承担者,是商品和服务的组织者,通过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创造和实现了社会财富来发展市场经济。但是公司法人有其生命周期宿命,存在初创期、发展期、成熟期、衰退期和死亡期的过程。当公司法人处于死亡期过程仍在参与市场活动时,自身风险无疑是巨大的,甚至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将自身风险转嫁给交易对方,特别在产能过剩或低端生产链行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风险无法主动化解,必将导致大量纠纷的存在,不少纠纷进入司法领域后又陷入了执行难的困境,长期以来,执行难题愈演愈烈,已然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针对公司法人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难”问题,为破解执行瓶颈,尽快解决债权人债权实现问题,本文提出一些粗浅看法,供参考。


1、执行现状

目前人民法院的执行状况从两个方面可以较全面的体现:一个是人,即执行法官,另一个则是执行措施。

在执行法官层面,法院审、执案件逐年上升,法院案多人少的压力愈演愈烈已成定势,法院案多人少矛盾的加剧必然决定了法官对个案投入时间的减少。而社会矛盾的化解,债权的最终兑现主要是通过执行,执行法官的压力首当其冲,在基层法院每个执行法官全年累计的收案数少则三、五百件,多则七、八百件。

在执行措施层面未见较大改革,仍然是以向有关单位查询被执行人的存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车辆、房产、土地等财产情况,根据不同情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被执行人的财产为主。这种常规执行理念已经难以满足执行需求。


2、执行难深层原因探究

本人在法院工作时,案件的执行到位率不高已是公开的秘密;从事律师职业以来更是深谙执行的不易,究其原因无非是两点:

1、被执行人没有财产可供执行。从公司法人生命周期中各阶段预算重心角度考虑,初创期的公司法人是以资本预算为核心目标,发展期的公司法人是以销售预算为核心目标,成熟期的公司法人是以成本费用预算为核心目标,衰退期的公司法人是以现金预算为核心目标。公司法人从初创期、发展期、成熟期到衰退期都不会存在无财产可供执行的现象。作为公司法人的被执行人没有财产可供执行也就意味着其进入了死亡期的生命周期,理应被列为出清的“僵尸企业”。

2、被执行人将财产转移(财产转移行为又暂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给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一个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假象。该类公司法人已经不符合诚信交易的市场要求,道德风险和信用风险对债权人的巨大威胁是显而易见的,其自身需要有一个深刻认识和遵守市场规则的阵痛过程。

但是不管是上述哪种原因,在法律事实上均应被定性为无财产可供执行。


3、破解执行难题新理念——破产

党的十九大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载入党章,进一步明确了“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实现企业优胜劣汰,清理僵尸企业,提高决策效率,加强现代化公司治理能力,提升竞争力”的市场经济需求。作为法律人理应顺势而为,完全可以将该理论运用到破解执行难题的法律实践中。

无论是从法律规定还是从司法效率以及司法效果上来讲,当公司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应当认定具备破产原因,破产申请人民法院可以受理。

1、当公司法人确实无财产可供执行时,与其让该公司法人苟延残喘、人民法院和执行申请人绞尽脑汁寻找财产线索无功而返,倒不如实施破产清算更直接更高效。此时该公司法人实施破产清算,债权人未能收回的债权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之内,尚能为债权人预期。但若不及时破产清算,让一个净资产为负数的公司法人继续举债,实际上就是容忍了无本经营的投机做法,其道德风险和对债权人的巨大威胁是显而易见的,其引发的风险将远远超出债权人未能收回预期债权所带来的信用风险。(参见李曙光:十九大向破产界传递的五个新信息)

2、当公司法人将财产转移,而财产转移行为又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给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一个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假象时,在法律事实上应被定性为无财产可供执行,该类情况仍然符合具备破产原因认定的法律规定。进入破产程序后,公司法人无非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将转移的财产收回用于偿还债务实现执行目的以终结破产程序,要么进入实质破产程序。

当进入实质破产程序后,破产管理人具有接管公司法人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和调查公司法人财产状况的法定职责,并可根据财务线索和《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揭开公司法人“财务面纱”追回被转移的财产用于偿还债务。

针对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公司法人,破产是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题的有效方式。


4、破产案件大量涌入后对人民法院工作量及司法效果的考量

尽管《企业破产法》实施至今已达十年,但是破产受理案件数量少,破产机制被束之高阁,法院对破产案件受理设置隐形门槛,究其原因在于破产案件大量涌入加剧了单个法院案多人少的压力和单个法院对破产案件审判队伍储备不足。

但是将整个法院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讲,破产案件大量涌入不但没有加重负担,反而是减轻了大量的工作量。在此不妨设想针对同一公司法人将法院处理执行案件和处理破产案件的工作量及司法效果作一个比对。

以深圳为例,《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破产案件审理规程(2015)》明确规定:一般破产案件应自立案之日起两年内审结;在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案情疑难复杂的破产案件应自立案之日起三年内审结;特别重大疑难案件应在五年内审结。

1、从债权人债权实现问题的解决期限角度考量,大多数破产案件都是一般破产案件,不管是形成了诉讼的还是潜在诉讼的,一般破产案件的债权人数少则十几个,多则几十个甚至更多,而审结了该破产案件也就相当于集中解决了该公司法人所有债权人的债权实现问题,这一实现过程所耗时间是两年。

但是如果符合破产规定的公司法人不被宣告破产而让其苟延残喘,每个债权人必将陆陆续续地形成一个执行案件,针对该公司法人的执行案件少则十几个,多则几十个甚至更多,而每个执行案件的执行结案周期(终结本次执行)为六个月,其累计执行周期至少在五年以上。

2、从债权人债权实现效果方面考量,破产案件的终结也就意味着债权人权利实现过程的结束;但是如果该公司法人不被宣告破产而是用申请执行的手段解决,执行的效果也仅是终结本次执行,无法达到彻底解决债权实现问题的司法效果。

3、从法院投入的工作量角度进行考量,破产案件一旦启动,大量的具体工作将由破产管理人承担,法院主要担任案件指导和相关申请裁决的角色。但是如果该公司法人不被宣告破产而是用申请执行的手段解决,所有的工作将由法院工作人员来完成。

因此,破产案件处理不但不会增加法院的工作量,反而是减少工作量,同时还能取到良好的债权实现效果。

总之,“僵尸企业”和伪“僵尸企业”的大量存在使法院陷入执行困境,常规的执行理念已经难以满足执行需求,也不利于债权人债权实现问题的解决。唯有顺应出清“僵尸企业”的大势而为,方能突破瓶颈,破产机制不应被束之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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